业界和观众近来常对悬疑剧创作表示，其“过于沉重”，让观众感到窒息。这种“沉重”并非指题材本身的低沉，而是指一种公式化的“深刻”表达。悬疑剧的背景常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反复聚焦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已成为惯例。故事发生的地域也常被刻板化，例如东北常被描绘成冰天雪地的工业衰败景象，而西南地区则被定格在潮湿阴郁的氛围中。案件动辄拖延十余年，成为营造“宿命感”的便捷手法，同时叙事也常常在不同时间线之间跳跃。这种刻板的“深刻”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

为了应对“沉重”的批评，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元素，成为了悬疑剧创作者寻求轻盈化的一种主要选择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两部悬疑剧，都运用了黑色喜剧的手法来构建荒诞的故事情境。正在播出的《悬案》虽然改编自真实案件并采取纪实风格，但在其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，也巧妙地融入了黑色幽默，为故事增添了几分“苦涩的笑料”。

从观众的反馈来看，黑色幽默确实帮助悬疑剧摆脱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。它所包含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，提供了一种观众急需的情绪价值。然而，现在就全面肯定黑色幽默悬疑剧尚为时过早，它能否帮助悬疑剧走出同质化创作的困境，仍需深入审视。

以“笑”动摇推理的根基

作为网络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悬疑剧已成为国产剧中的主流商业类型，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，涉案题材国产剧主要以公安刑侦剧的形式呈现。这类剧集以警方破案的智慧和决心为核心，擅长通过改编真实大案要案，展现一线刑侦工作的细节，以其强烈的纪实感吸引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，涉案题材国产剧开始有机会从犯罪者的视角讲述故事。经过数年的发展，国产悬疑剧也演化出了本格推理、社会派悬疑、家庭悬疑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流派。

然而，无论是从警方还是罪犯的视角切入，亦或属于何种风格流派，一定程度的“可推理性”始终是悬疑剧的基本要求。所谓可推理性，是指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关联，是世界观的逻辑性体现。换言之，观众应能依据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观察，推断出真凶及其动机的可能性。

一部悬疑剧的风格流派通常与其可推理性紧密相关。

如果创作者将可推理性推至极致，很可能创作出一部逻辑至上、注重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剧。当创作者引入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，使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伸张时，便可能拍出社会派悬疑剧。若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关系，便诞生了家庭或女性悬疑剧。而到了黑色幽默悬疑剧，可推理性往往被降至最低。其喜剧性源于对因果律的颠覆和对逻辑的消解，旨在让观众从意义的重压中解脱出来。因此，在剧中的线索与真相之间，会充斥着大量的巧合、误会和不可抗力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是黑色幽默元素运用得较为彻底的一部悬疑剧。

该剧的情节主线概括起来，是一次意外的荒唐“下派”：因一起后来被证实并不存在的警察谋杀案，省局的“边缘人物”张一昂被派往三江口警察局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一向运气不佳的张一昂突然展现出“锦鲤”体质，所说皆中，所蒙皆对，甚至在未明确指示的情况下，下属也能领会“意图”并推动案件进展。凭借这些阴差阳错，他意外地揭露了三江口盘根错节的黑恶势力网络，并最终借力打力，将当地的黑恶势力一网打尽。

从可推理性角度看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是无法推理的。剧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，都建立在极致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上。

例如，让张一昂“开局立功”的通缉犯抓捕案，他本意只是为了洗清嫌疑而追查外卖员，却意外诱使她的通缉犯丈夫自投罗网。又如，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，本已被嫌疑人丢上出城的货运列车，却被扒火车的文物贩子偶然拾获，并在后续侦办中被警方发现，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。再如，那对“敬业”的笨贼，尽管屡次在精妙的理论指导下锁定最佳抢劫目标，却总是阴差阳错地与成功失之交臂。

然而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恰恰就蕴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之中。这是一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讽刺和嘲弄，是对世界混沌与无意义的强调。在悬疑剧中，只要这种讽刺和嘲讽主要针对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，观众便能放下包袱，开怀大笑。

幽默不彻底，便是彻底不幽默

不过，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非只有轻松的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种苦涩的笑，它源自对残酷现实和各种弊病的憎恨与无力感，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表的深层痛苦。从根本上说，它总是要解构某些约定俗成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才能实现情绪的释放。其喜剧性与讽刺性是相伴而生的。

例如，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将“表里不一”演绎到极致的官员方庸，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。通过这一角色，创作者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。方庸每日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上下班，从不应酬，每月固定捐款做慈善，但背地里却大肆索贿，家中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扮演的清廉形象过于成功，甚至连妻子都因无法忍受这种“清贫”生活而选择离开。然而，正因其演技精湛，让上级深受感动，决定将其调往省城担任闲职养老。这促使他急于在离任前捞一笔，提出了狮子大开口的要求。可以说，没有对方庸这一角色的夸张、极端塑造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都会大打折扣。

再如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，这个角色虽然讨喜，却也不乏讽刺意味。与以往悬疑剧中明察秋毫、办案高效的警察不同，张一昂在成为“锦鲤体质”的“张局”之前，曾是刑侦队伍中的边缘人物，一个倒霉蛋。他喜欢“吟诗”，不仅是为了增加幽默感，更是其人物无力感的一种体现。面对生活中难以改变的障碍，他选择以一种玩世不恭、有趣的心态去面对，这正是张一昂最能引起观众共鸣之处。

此外，很多时候一个悬疑故事并不足以承载过多的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之上，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道德慰藉：好人有好报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公权力会庇护每一个普通人。这一类型的底层逻辑不容解构。因此，黑色幽默在部分悬疑故事中难以充分展开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，该剧讲述了一位中年危机男主角，意外从二手别墅的墙中发现巨款，由此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奇遇。然而，该剧在主角余鸣的塑造上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也因此受到观众批评。如果恪守“好人有好报”的道德准则，他理应分文不取并立即报警，但故事也随之结束；若让他暗中转移、洗白巨款，虽然能制造讽刺，但又与正义和秩序渐行渐远。主创最终选择了折衷的处理方式：让余鸣先是犯傻地高调炫富，模仿《百万英镑》中“有钱即使花不出去也能让钱生钱”的讽刺；随后引入各方势力围猎，上演绑架闹剧，将故事转变为“委屈的好人终获好报”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不定，本质上是悬疑与黑色幽默相互博弈的结果。一方面要求主角面对一笔缺乏道德支撑的横财，另一方面又要让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正是这种叙事上的贪婪，最终使得角色沦为一个摇摆不定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性，但显然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以解构的方式呈现。

那些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，或许可以点缀以黑色幽默，但涉及对公安干警的塑造和严肃的侦办过程，则绝不能随意解构。而那些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，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立联系。

当前，观众已对悬疑剧公式化的“深刻”感到审美疲劳，黑色幽默悬疑剧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。

然而，我们也应警惕，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毕竟，只解构不建构是危险的。当崇高之物跌落之后，若没有新的意义及时填补空缺，不安与偏见便会趁虚而入。而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，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，始终是那块不容解构的创作基石。